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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網於5月30日刊登題為:《南商(中國)董事長:“另類”外資銀行發力“疫”後經濟復蘇》專訪,原文如附:
中新社上海5月30日電(李鵬 樊中華)5月30日,南洋商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南商(中國)”]武漢分行落子武昌區最繁華的中南路上,成為新冠肺炎疫情之後首家落戶武漢的外資銀行,也是南商中國在內地開設的第15家分行。
火速紮根在疫情中遭受重創的武漢,是因“要在湖北經濟復蘇的關鍵時期,到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南洋商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建東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讓自身發展與民族命運、國家戰略休戚相關,是南商銀行的傳統。”
擁有“紅色基因”的外資銀行
“此次疫情,湖北人民以責任和擔當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當前武漢急需恢復經濟,南洋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南商銀行”)希望能在此危難之際,盡所能支援當地實體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與湖北武漢同舟共濟,攻堅克難。”談及第一時間“逆行”佈局武漢的初衷,孫建東表示。
他坦言,武漢是長江經濟帶上的重要城市,亦是南商銀行跟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佈局的重點,但疫情突襲之下,南商銀行決定首先全力投入武漢復蘇,“我們堅定看好湖北和武漢的未來發展。”
在孫建東看來,此番“迎難而上”之舉恰是南商銀行作為一個“另類”外資銀行的傳統與價值體現。“南商銀行同時擁有外資屬性與國企身份,更加重要的是,與生俱來的‘紅色基因’會使它永遠以國家需求為己任。”
這並非虛言。1949年,始創于香港的南商銀行即是肩負著新中國突破國際經濟封鎖、為內地發展架起外匯資金橋樑的使命應運而生。改革開放後,以南商銀行為代表的外資銀行更是成為連接內地與世界、對外招商引資的關鍵力量。
“1982年,南商銀行作為進入內地的第一家外資銀行,將國際金融界的創新產品、服務、管理模式首次帶入內地,第一筆國際銀團貸款、第一台ATM機、第一張信用卡等等,讓中國瞭解境外的金融發展,也讓港澳等境外客商瞭解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孫建東說。
作為新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啟蒙者”,南商銀行帶來的“國際化曙光”開啟了中國金融開放的先聲。隨著外資銀行進入、國有銀行企業化改革,中國現代金融體系的建設開始穩步推進。
孫建東說,南商銀行在內地的發展始終緊扣中國改革開放脈搏。從1982年在深圳設立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家外國銀行分行,到1988年服務海南經濟特區建設而設立海口分行,到在改革開放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設立分行,再到跟隨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長三角一體化等等國家戰略在重點城市開設分行、支行,“初心即是為國家戰略需求、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服務。”
推動者亦是受益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金融業開放步伐加速,南商銀行得以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國市場,獲得飛躍式發展。2007年,南商銀行將內地分行合併成立南洋商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總部設於上海,轉製成為法人銀行,享受“國民待遇”。
國有資管與外資銀行“相得益彰”
2016年5月30日,南商銀行完成股權交割,成為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達”)旗下的全資附屬商業銀行。國有資管集團與外資商業銀行的首創式聯姻,令業界矚目。
“這是一次雙贏合作,可遇不可求,”談及這次並購,孫建東表示,于南商銀行而言,從當時同質化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跳出,進入到以不良資產經營為主業的資管集團尋求差異化發展無疑是難得機遇。
而對身處轉型中的中國信達來說,南商銀行為其補全了銀行基礎業務的“一角”,並形成了以貿易金融、財富管理、跨境金融、銀團業務、普惠金融、金融市場為主的六項特色業務,成為其業務和利潤的新增長點。
“一方面,中國信達的主業本身需要銀行服務,南商銀行恰好承接了這一需求,飛速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信達之前只能服務于客戶生命週期的早期投資及不良資產處置兩端,增設銀行板塊後,則可以通過證券、信託、租賃等多項金融業務手段覆蓋企業整個生命週期,擴大服務維度。”孫建東解釋。
此外,在中國經濟向好的大趨勢下,肩負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服務實體經濟、支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命的中國信達更加傾向于尋求一個強週期、強風控能力的行業作為發展依託,並購具有國際化商業基因的南商銀行便成為“相得益彰之舉”。
資料顯示,4年來,南商銀行資產規模增長達60%,並在客戶、管道、產品、風控等重要方面充分融入中國信達,形成互相聯動的良性迴圈,成為中國國企與外資銀行融合協同、創新發展的經典樣本。
談及未來發展,孫建東表示,南商銀行將繼續發揮“協同+跨境”的比較優勢,一是以客戶為中心努力打造成為信達集團真正的帳戶管理、交叉銷售和綜合金融服務平臺,進一步升級與中國信達不同板塊的業務協同,依託中國信達服務國家戰略,演化新的場景,尋找創新突破點;二是繼續秉承外資銀行定位,發揮跨境服務的獨特優勢。
“南商銀行是最瞭解中國的外資銀行,曾經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迎難而上’,現在更要充分把握歷史機遇,秉承初心,做強特色,做好中國與世界溝通的金融橋樑。”孫建東說。(完)